自古雕塑唯以貴 閑憶寄情六畜首 ——— 與 己 亥 年 屬 相 有 關 的 雕 塑 藝 術 品

在十二生肖中排最后一位的生肖“豬”,自古以來就與我們生活的各方面有著緊密的聯系。豬也被稱為“烏金”、“黑面郎”、“黑爺”“彘”、“豚”等,但最為普遍的則為“豕”,在漢字“家”字的“寶蓋”下便有豬的象形文字“豕”,可見在古代,豬是財富的象征,豬的多寡可以代表家庭的富裕程度。不僅是文字,在各種藝術創作中,這也和其動物一樣,是深受人們喜歡的表現對象。以下就對我國歷代的雕塑作品中的豬進行一個大致的梳理、分析。

豬在我國的馴化時間僅次于狗,為六畜之一,是古代先民最主要的肉食來源。由于長期以來豬給人的印象總是丑陋、懶惰和貪婪的,因此通常認為豬很難與高雅的藝術聯系在一起。當我們翻開遠古文化的篇章,便不難發現,豬和其他動物一樣,早在遠古時候就因為有人把其當作為圖騰,受人們崇仰敬拜,這是因為在古人看來,豬除了作為神圣之物可以鎮妖息怪,也是招福致祥的象征。豬的形象自然也在那時起就與藝術文化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可以重新打開美術史從中尋找一些確鑿的例證,重新回顧一下豬與藝術文化之間的關系。

在近年的考古發掘中,全國范圍內陸續出現的與豬相關的藝術品可謂數不勝數。1978年發掘距今約八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崗遺址時,便有兩件造型簡單、稚樸古拙的陶塑豬首出土,這也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關于豬的藝術品;在距今約七千年前后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中曾有一只腹部明顯下垂,與現代家豬體態相似的陶塑小豬出土;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出土一件夾砂紅陶鬶,這件鬶模擬豬的形狀,四肢粗壯且叉開站立,身體肥碩而頭上昂,鼻孔沖天但小眼深陷,尾短粗稍上翹,腹微鼓,背略平,裝有拱形鑒,臀上為一圓筒狀注水口。此外,在山東章丘西河遺址、北京平谷上宅遺址、湖州邱城遺址、新密市新砦遺址等等地區也都有陶豬首和陶豬等分別出土。由以上大致搜羅可見,在我國黃河、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都有與豬有關的原始藝術品遺存,這足以證明這些地區早期養豬的歷史;同時也標志著先民們在生活、生產中審美情趣不斷發展,早已將豬的造型作為重要的裝飾紋飾運用的現實狀況。

在以后的社會發展中,與豬相關的陶制藝術品更是層出不窮,漢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陶豬、陶豬圈等便是最好的例證。收藏在成都博物館的漢代陶庖廚俑;陳列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的西漢陶豬及豬圈;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的長16.5cm,寬15.5cm,高20cm 的漢代綠釉豬圈;以及收藏在南京博物院的漢代綠釉豬圈等等,都成為我國陶制“豬文物”中的一個亮點。以武昌長春觀201號三國墓出土的青瓷豬和豬圈為例,此件豬圈的圈盤口徑25cm,高13.8cm,圈內有一干欄式建筑,其屋面為四坡面,有五道屋脊,有學者認為它是廁所,在長方形的食槽邊,一只母豬和兩只小豬正在吃食,反映了當時家畜圈養和造肥積肥的真實情景。從這些陶制品上可以看出我國陶器的發展經歷了由純手制到手模兼制的過程,也證明了我國陶瓷由素陶到施釉工藝出現的進程。此外,也證明了這一時期我國豬的養殖已出現“圈養”,豬圈通常會與廁所修建在一起,這種情景如今在一些農村院落依舊能見到,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色。這種豬圈與廁所兩鄰的“圈養”法自漢代普及,并在千百年間一直延續。

發展至隋唐之際,大量的三彩和瓷質與豬相關的藝術品不斷涌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應該是,鞏義市夾津口鎮一座隋墓出土的兩件瓷豬,其中一件是白釉瓷豬,尖吻圓眼,大耳短尾,鬃毛豎立,臥伏于地,背上有壓印紋裝飾;另一件黑釉瓷豬,尖嘴較長,兩鼻微翹,眼耳均鼓,尾貼于臀上,也為臥伏狀,這兩件瓷豬的雕塑手法之精,造型藝術之美,代表了隋代瓷器工藝的重要成就。同樣在鞏義的窯灣唐墓中,曾出土兩件唐代的三彩陶豬,一件體施黃釉,吻部尖翹,獠牙上勾,小眼略平,大耳斜豎,脊部隆起,作俯伏狀;另一件施褐色釉,微泛黃綠,釉不及底。這兩件三彩豬均為白胎中空,是手工加模具兼制而成,先經高溫素燒,然后施釉再以低溫燒制而成。 陶豬或瓷豬的制作從漢唐一直延續清代,發展至今,各種造型的陶瓷的豬形儲錢罐,依然深受人們喜愛。

玉在我國古代生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古人很早就掌握了玉的加工技藝,并創造了許多舉世矚目的玉雕藝術品,逐漸形成的玉文化也是源遠流長。因此自新時期時代除了一些陶制品上出現豬的裝飾外,早在遼寧建平縣、內蒙古翁牛特旗等地的紅山文化遺址就出土了造型奇特的玉質豬首形佩飾,堪稱是我國早期的玉雕藝術珍品。此區域內出土的玉質豬首形佩飾,雖然每個具有不同的特點,但大致都是豬首蛇身,蜷曲成C形,吻部短粗,略微上翹,似有獠牙,窩狀鼻孔,洞形大眼,尖圓大耳,頸下有短榫,脊背處對鉆一小孔,中間又有一大穿孔,整器打磨光滑,嚎尾之間缺口尚未完全斷開,與玉玦的造型相似。研究證明,這些佩飾均為豬首的特征與龍的形象融合,可見紅山文化遺址地區的人們早就對豬有著特殊的喜歡和崇拜;也可以看出遠在石器時代,豬在先民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以至于將豬神化,這也與后來我國北方一些地區認為豬就是神龍化身是一致的。我們也可以猜想,龍圖騰的起源應與原始農業有著某種關系。不僅在國內各大博物館都可以找到紅山文化的玉豬龍的身影,甚至在大英博物館等國外一些博物館也有收藏。

我國古人推崇事死如事生的傳統觀念,認為玉有防妖避邪的作用,也有以玉殮葬可保尸身不腐,使復活成為可能的觀點。戰國時候的曾侯乙墓中曾侯乙遺骸的口腔、顱腔內,就發現了21件為保護墓主遺體的玉雕動物,其中便有3件大小相似,昂頭翹嘴,軀體狹長,腹部飽滿下垂,臀部圓滾上翹的玉豬。到了漢代,“葬玉”之風更為普遍,古人認為死時要握著財富和權力而去,玉握由此而生,一般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去世后,會在手里各執一玉握,表示逝者有錢,去到了陰間一樣是有錢人,漢代的玉握大部分都是豬的造型,因此又稱玉豬握、玉豚,常以“漢八刀”雕法雕刻,此類玉豬在漢及南北朝墓中有較多的發現,除玉質的豬握,有時候還有玻璃豬握和滑石豬握。漢代以后豬握的形式在北方逐漸消失,在長江以南地區還可見到,逐漸失去了陪葬品的功能,尤其到了清代很多豬握都變成了手把件。在國內外的各大博物館中“玉豬握”的收藏也一直極為普遍,近些年藝術品市場中對古玉的藝術和文化價值也越來越重視,2018年香港佳士得拍賣中,西周中期長為4厘米的玉豬估價10-15萬,但最終以500萬的高價落槌;同場拍賣中長度為11.8cm的東漢玉豬握估價18-28萬,最終以260萬落槌。

漆器是中國古代在化學工藝及工藝美術方面的重要發明,成就輝煌。春秋戰國及秦漢時代是我國漆器工藝發展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的漆器全國各地屢有出土,在這數以千計的漆器中,有不少是以豬為造型且形態、紋飾精美的漆器。1986年在江陵雨臺山就有戰國時代楚國的漆器“彩繪豬形盒”出土,這是一件由兩塊整木雕琢而成,呈長方狀的盒,兩端都雕成豬首,周身用紅漆繪制變形云龍紋,下有四足屈膝各朝兩端;2000年在天星觀戰國2號墓中出土了一個被認定為“國寶”的漆器“豬龍形酒具盒”,這也是兩個厚木塊挖鑿成器蓋和器身,整體呈橢圓形筒狀,通長64.2 cm、寬24 cm、高28.6 cm,兩端各有一個圓形外凸的豬“拱嘴”形“握手”,外壁雕琢彩繪十分精致,但這依然是一件酒具盒。

我國青銅器制作,流行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漢時代,其中商周器物最為精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被歷代視為“六畜”之首,并有“諸事如意”標志的豬,在青銅器類中自然也是不可缺少的表現題材。在我國各地不少博物館中均有與豬相關的青銅器陳列,最具代表性的則是目前在湖南省博物館中收藏的,在湘潭九華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銅器“豕尊”。尊是古代盛酒的器具,豕尊也稱為“豬尊”,在我國現今出土的青銅器中,以豬的形象做尊的,這也算是絕無僅有的,可見其彌足珍貴; 1992年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磨市鎮白廟山出現了一件奇特的懸擊樂器,便是青銅雷云紋豬形磬,也稱青銅豬磬,與商代“豕尊”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云南省江川縣李家山出土一件構思巧妙,造型夸張的戰國獵豬銅飾,這件銅飾,表現著野豬的兇猛不馴,客觀地反映了古人征服自然的歷程;而地處西北的山西曲沃晉侯墓地也出土有西周時期的青銅豬尊。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博物館收藏的戰國雙首連體豬形酒具盒,此盒用于盛放耳杯,兩端握手有銷拴固定,造型新穎,盒身為雙首連體的豬,四足蹲伏,五官都雕刻得惟妙惟肖,還裝飾了宴饗、狩獵等生活場景圖案,體現了楚人的世俗情致,設計水平就今天看來也是非常的新潮。

如同其他材質的藝術品銅質豬形藝術品,經過秦漢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清乾隆年間,由駐華傳教士郎世寧設計的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銅像,他以獸頭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時,每座銅像輪流噴水。十二生肖立俑早在南北朝時期已出現,到了唐代甚為流行,一直延續至清代,圓明園內的這12個紅銅鑄像每個高50公分,雕刻精細,為清代青銅器中的精品。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外的噴泉的一部分,當時豬首和牛、兔、蛇、羊、雞被安置于北岸,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入侵我國,攻陷北京,在劫掠圓明園內無數珍寶的同時也掠走了這12個獸首,致使這批國寶流失于海外一百多年。在1987年,豬首被美國一家博物館購走,又在2003年著名企業家何鴻燊出資收購,捐贈給了保利藝術博物館。

通過以上大量以豬為題材的藝術品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自遠古開始在人們的心目中,豬一直是富貴、吉祥、豐收和財富的象征,同時也見證著我們幾千年的藝術文化傳承。

責編:聞皓